隋江南运河形成初考

于金良

于金良

 

江南,自古为“三江五湖”之域,而人工开挖又能行船运舟的河道则称为运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于争战夺伐运兵备武之需,也兼灌溉治洪水利农事之求,吴、越、楚、齐等国先后开挖了一些早朝渎渠。到了秦代,古江南河(约今镇江杭州段)已基本沟通成型。再至隋代,经大规模地疏浚整治溪塘江湖,拉弯取直自然水道,拓宽加深主流干渠,从而使江南运河成为我国古代漕粮运输、交通航运的大动脉南段,成为中国大运河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参照市县方志、水运港志、运河史传等资料,试图理顺隋代江南运河的形成过程。见仁见智,抛砖引玉。

一、江南最早的人工渠—泰伯渎(约无锡—苏州段)

公元前11世纪,周太王古公亶父欲传位,子泰伯、仲雍兄弟二人让贤,沿汉水、江水东桴,“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泰伯、仲雍的弟弟,后来的周文王之父)。”(见《史记》) 泰伯一行来到江南梅里(今无锡梅村镇一带),“自号勾吴”,为吴族(后吴国)之始。在和当地的“夷”人一起拓荒耕野间,开挖了泰伯渎,以利灌农行舟。《中国大运河史》说:“它西起今无锡羊腰湾运河(在无锡南门外通太湖),向东经今坊前、梅村、鸿声、荡口等地,入锡苏交界处的鹅肫荡与蠡湖(今漕湖),全长81里,宽2丈。”这是3000年前的先民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最早修建的一条人工河渠。现为江南运河的一条重要支流。

二、吴古故水道(约无锡—常州—长江段)

 《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吴都北门,吴阖闾元年,即前514年,迁都姑苏,伍子胥筑大城),上郭池(护城河),入渎(泰伯渎),出巢(漕)湖,上历地,过梅亭(梅村),入扬湖(今芙蓉湖,位常州戚墅堰区),出渔捕(今江阴、常州交界处之利港),入大江(长江),奏广陵(古邗城,今扬州西北)。”此古道的修筑时间当在吴寿梦二年(前584年,吴国第一次攻打楚国)至吴阖闾九年(前506年,吴最终攻破了楚都郢)间的前期。这70多年里,吴、楚相互进行了14次争战,大多为苏、皖、赣、鄂段长江一带的水战。(见《范蠡大传》) 只有尽早开挖通江水道,及时行舟载兵输粮,才能赢得战争的重大胜利。后来,古故水道向西延伸,“经奔牛(位常州西北),至孟河(近扬中县)入江。”这段水道明以后称作常州府河,自苏州,经望亭、无锡、常州、奔牛,至孟河,达长江,计85公里。(见《中国大运河史》)

三、百尺渎(约盐官—钱塘江段)

《越绝书·吴地传》载:“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 “百尺渎在今浙江海宁市盐官镇西南四十里河庄山侧。”(见《中国运河文化史》)通入钱塘江,是吴国修建的运粮水道。《浙江航运史》说:“‘百尺渎’入钱塘江处称‘百尺浦’,又称越王浦——百尺浦在今萧山河庄山侧(河庄山原在钱塘江北岸的海宁盐官镇西南,宋元以后,因钱塘江江道北移,其山遂隔在南岸今萧山境内)。”由此可知,百尺渎的河道位置,既以盐官为参照地标,则渎道一定位在盐官附近,且以盐官为终(或起)点(也有可能向北延伸)。其西南走线就应是今盐官、长安南、许村南、余杭乔司东、萧山河庄山一线,长40余里。而东北走向则由天然水体连接于古长水(古长水当为自然水道,大体位在今海宁、嘉兴一带,久之,地以水名,曰“长水”。后楚国于此置“长水县”)。

越勾践三年、吴夫差二年(前494年),爆发了著名的夫椒山(今太湖洞庭西山)水战,越兵攻吴失败,勾践屈身入吴当人质三年。百尺渎的开挖时间当在夫椒战后吴国打败越国的当年或第二年,即前494年或493年间。《杭州历史文化图说》载:夫椒战后,“夫差允许越王勾践称臣,越国成了吴国的属国。此后吴越一度以钱唐(唐初,公元618年,为避国号讳,改钱唐为钱塘)江为界,杭州归属吴国,并为吴之南疆。今日杭州市区西南之吴山,即传因春秋时为吴国南界而得名。此地至今还遗留不少传说、古迹及纪念性建筑。” 《范蠡大传》也说:“在勾践被赦免回国后,夫差为了表达对他的友情,也大量撤回占领区的驻军,只在边疆重要关口派遣驻军监控而已。”这就说明 挖渎奏江主要是保证吴国新领地辖区内百姓的民生经济与交通水利,同时也兼有驻越吴军的粮草供应与军需物资。《杭州古港史》记,“吴夫差十一年(前485年),越国水灾,吴国水运稻种万石至越。”第二年,“越国丰收,以蒸过的稻种万石水运还吴。”这两次运粮,自当船走百尺渎。百尺,可以认为是渎沟的宽度,按今长度算约十丈(30),古代尺寸较短,20米左右的渎宽应近情理中。浩大的工程规模,开阔的渎道水面,容易使人产生“百尺”的感叹,犹如“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诗句形容的那样。

物换星移,百尺渎历经千年沧桑,部分河段旧迹湮没于江。又因交通生产之需,多次整治疏浚后,渎道水路逐步北移并演变为后来的上塘河。《海宁市志》说:“唐贞观八年(634年),筑长安坝后,以坝为界,划西南区域河流为上河,始称上塘河。”今上塘河全长48公里(其中海宁境内段22公里),起盐官,走长安、许村,经临平、星桥、半山南,止杭州中河北端的施家桥运河口(中河南端的闸口,与钱塘江连结)。河面宽30-50米,最大河面宽度70米。元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从长安走此河到杭州去的。清代的康乾二帝南巡,也数次舟行上塘。(见《杭州的水》)

四、古吴陵道(约嘉兴—平望—苏州段)

越勾践二十四年、吴夫差二十三年(前473年),越国灭掉吴国后,为便利交通并加强对吴地的控制,修建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通江(吴江)陵道(塘岸),上则有涂(路),下则有船,水陆并行,全长30多公里。江苏的学者多数认为,这条陵道便是后来江南运河平望至苏州段的基础。

上述河段向南便是平望—王江泾—嘉兴段。嘉兴至吴江一带,古多自然水道。明以前,吴江县南部区域(吴江大部)均为嘉兴(嘉禾、嘉兴、秀州、秀水)行政管理辖区(五代后梁时,909年,吴越国王钱镠析嘉兴县北境、吴县南境置吴江县,隶属嘉兴。太平天国时,吴江的盛泽一带仍归秀水县管辖。)该区 位处太湖东滨,地势低平,为“浅碟形洼地”。至今嘉兴仍有大小湖荡145个,河湖水面面积328平方公里,河网率8.3%。全年平均水位2.82米(1967年最低水位2.01米),现苏州塘河底高程为-1.0米,而太湖水位平均是3.3米。(见《嘉兴市志》)这里是古“三江五湖”的交汇之处,至今仍有澄湖、淀山湖、汾湖、泖湖、湘湖等星罗棋布的水泊湿地,有震泽、盛泽、金泽和带溪、塘、泾、浦、浜、汇等众多与水相关的字的地名。河湖相连,泾浦交织,鸟瞰航拍的照片,蓝色浸润,一片汪洋泽国。越国就利用、遵循这些旧时天然的河流或水体,整治修筑了嘉兴至苏州的古吴陵道。

五、陵水道(约嘉兴—海宁—盐官段)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始皇帝最后一次出游,南巡三楚大地。《秦始皇出巡纪》记载的行走路线为:出武关,至云梦,浮江(长江)下,过丹阳(今当涂)达钱唐,临浙江,登会稽,祭大禹。返回时,走“长水”(今嘉兴),“始皇恶其势王,令囚徒十万掘污其土。表以恶名,改曰囚卷,亦曰由拳也。”《越绝书·吴地传》载:“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今嘉兴),同起马塘,湛以为陂(蓄水堰),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继行,“还过吴(今苏州),从江乘(今镇江句容)渡。并海上,北至琅琊(今山东胶南)。”(见《史记》) 从始皇行迹可以看出,陵水道走线大体吻合嘉兴至海宁一带的古长水,或就是修浚后的长水,它南连百尺渎,到钱唐越地,通浙江。此水道古称秦塘,嘉兴境内段今为长水塘(嘉兴—硖石)、洛塘河(硖石—长安)、上塘河(盐官-长安—许村)。(见《海宁市志》) 上述“钱唐越地”之钱唐,并非秦之钱唐县之钱唐,前者是地域概念,后者是行政治所名称。“钱唐越地”仍应是盐官西南的入江口一带。《杭州古港史》载:“南(北)朝以前,江南河与钱塘江的沟通处在临平湖和槎渎(今杭州市东北的丁桥、乔司东一带)。”《秦始皇出巡记》说,北高峰(西湖灵隐)西南的粟山可能是钱唐县(治)的所在地,这里曾有古城遗迹。显然,陵水道之水只能从盐官西南河庄山一带入江,而不能从灵隐西南的高峰山岭中通到钱塘江去的。

六、丹徒水道(约常州—镇江段)

秦始皇欲从江乘渡江北上去琅琊。时在朱方(今镇江)使赭衣(穿红衣的囚徒)3000凿“丹徒曲阿”,以“断王气”。丹阳镇江段,地隆丘岗,河渠不能直挖,乃凿“曲阿”,依山绕岗弯曲其流,并把云阳县改成曲阿县,称朱方邑曰 “丹徒(红衣囚徒)”。从而,使吴国通长江的水道入口,西移到了镇江一带。至此,由今江苏镇江、丹阳,经常州、无锡、苏州、浙江嘉兴,直到钱唐,沟通长江和钱塘江的水上渠道,经历代劳动人民的分段开挖治理,到秦代终于形成,初步奠定了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七、隋江南运河(镇江、苏州、嘉兴、崇福、长安、临平、杭州线)

《资治通鉴·隋纪》载:隋大业六年(610年)冬,“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三国时孙吴由苏州迁都镇江,称京口,后又迁往武昌、建业—南京)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古江南河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曾不断疏浚整治,走船运航。隋炀帝在开挖了通济渠、永济渠后,为东巡会稽,祭拜大禹,决定再开凿大运河江南段—江南运河。隋代运河要求严,规格高,标准细,须能行驶龙舟大舸,岸埠筑就馆驿行宫,遂将浅窄曲弯的古江南河“径直而深阔”,即把旧有的河道加工拓宽,掘深截直。其中改南向的嘉兴—海宁段为西南向的嘉兴—桐乡段,穿越天荒大草荡,走石门、崇福接长安,再西行去临平,“又循今上塘河,至德胜坝,穿越杭州城,在城南今白塔与六和塔间进入钱塘江。”(见《浙江航运史》)又《中华七大古都》载:南北朝时(560年)陈置钱唐郡,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废郡首置杭州,(治所在杭州西20公里处的余杭县余杭镇,州以县名) 第二年州治移钱唐,591年依江干凤凰山(今南星桥一带)筑州城,610年隋江南运河开通,运河水道开始进入州城市区。(《杭州历史文化图说》记:隋运河“杭城段即疏凿了一条新的从宝石山东麓径直抵吴山东麓的南北向近直水道,即以后的清湖河,然后沿原有自然水道南抵柳浦埭,通钱塘江。”)这样皇帝巡游的庞大船队(炀帝第一次下江都的龙舟船队计5191艘),便能够畅通无阻,直达余杭(杭州)。

江南运河的沟通,拉近了天下粮仓、江南富庶地与北方长安、洛阳政治中心的距离,隋后历朝历代大规模的漕粮运输,使大运河成了维系国计民生的一条生命线。“平河七百里,沃壤两三州”,这便是大诗人白居易当年轻橹使帆赴杭州上任,走在江南运河上的贴切感叹。

(作者现工作处:嘉兴船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