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嘉兴市和嘉兴、嘉善、平湖、海宁、海盐、桐乡、崇德等县党政机构相继建立。5月中旬，中共嘉兴市委和嘉兴市人民政府成立，吕志先任市委书记，张敬堂任副书记，董方明任市长。5月16日，中共嘉兴县委、嘉兴县人民政府成立，杨铭任县委书记，沈如淙任副书记，郑寄民任县长。5月17日中共嘉善县委、20日嘉善县人民政府成立，董鲁展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戴光任县长。5月17日，中共崇德县委、崇德县人民政府成立，高师方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王震任县长。5月17日，中共桐乡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国静波任县委书记，陈涛任县长。5月17日中共海宁县委、20日海宁县人民政府成立，宋杰之任县委书记，曾永源任县长。5月18日中共平湖县委、6月1日平湖县人民政府成立，戴奎任县委书记，秦泽甫任县委副书记，方建烈任县长。5月19日，中共海盐县委、海盐县人民政府成立，赵星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耿志义任县长。

    嘉兴各地解放后，除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闻风逃窜外，大部分官吏躲在家中等待接收。由于解放大军进展神速，接管工作的主要力量——南下干部虽然昼夜兼程，仍与部队相差一二个星期的路程，无法立即到位。政权组织瘫痪，权力出现真空，城乡内外，各种名义的游杂武装到处乱窜，危害社会，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混水摸鱼，打着各种旗号，乱搞接收。在城镇，档案及粮食等重要物资出现无人保管的状态。这种情况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将给随后进行的接管工作和人民政权建设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为此，人民解放军解放各城镇之后，对各种名义的游杂武装，一律缴械，人员予以遣散。对重要部门和粮食、物资仓库等要害地方均加以封存并派人看守。大军前进时，每一地均留下一个负责干部率领部分部队，对城镇实行戒严，对主要街道日夜巡逻，并派人收集、保管乱丢乱放的档案、文件材料。接管干部到位后，军队干部都认真办好交接手续，并详细介绍情况后才去追赶部队。

    嘉兴的地下党组织，通过策反和其它手段，控制了部分地方政权和武装，保护了许多物资，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吴嘉湖独立团，配合解放军解放城镇。4月28日，中共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率领地下党策反的武装解放了吴江县，并与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取得了联系，向二十九军政委张藩介绍了吴嘉湖独立团的情况。根据张藩指示，中共吴嘉湖独立团改编为独立大队。5月8日，即嘉兴解放的第二天，独立团进驻三塔学习城市政策。10日，团部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改编命令，大队下设七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12日，独立大队进入嘉兴城驻防，并接受了二十九军配给的18挺机枪、100余支步枪及10余箱子弹、手榴弹。由于地下党的努力，许多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平缴械，接受解放军整编遣散。许多文件、档案、粮食、武器弹药及其它物资被移交到人民政府手中。仅平湖一地，即移交大米、稻谷共计400多万斤，各种枪支511支（挺），土炮、小炮各一门，各种枪弹33000余发、以及许多炮弹、大刀、刺刀及修械工具。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首先开展了对城市的接管工作。嘉兴市军管会发布公告，宣布将奉行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遵循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法制和法统，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及其它一切公益事业，安定社会秩序。规定国民党各级军政机关人员和警察人员，立即向接管机关报到登记。5月底，军管会会同财政部浙江区国税稽征局军代表接管嘉兴国税稽征局，并开展征税工作。31日，军管会接管国民党政权机关及其御用“民意”机构，要求伪职人员各按职守，听候处理。根据省委有关旧政权机构人员分类处理的原则，共接收旧职人员1533人。根据华东局和省委的指示，军管会接管了各金融机构和官僚资本企业，对官僚资本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以基本上保持“原职、原薪、原制”的方式强制接收伪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浙江省银行等官办银行在嘉兴的分支机构。对官商合办的银行实行代管，没收其中官僚资本的股份。对官僚资本企业以及官办企业，派代表进行监督，继续进行生产。管理人员、职员特别是技术人员，原则上加以留用。除政务、财经系统外，军管会还对文教系统、军警系统进行了接管，由于政策有力，措施得当，安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秩序。

    各县则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浙江省委“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根据干部少，工作多的实际，确定了先整套接收，再区别处理；先接收重要部门，再接收次要部门；先城镇，后乡村的工作思路，采取集中力量，逐步推进的办法，先接收政权、军事、财粮、税务、档案等部门，再是实业、文教、法院、卫生、宣传等。县城接管告一段落后，各县将精力转向农村，按主要集镇、乡、保、甲依次接收。由于接管工作切合实际，方法得当，分工明确，措施有力，急缓相济，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所以进展十分顺利。

    新生的人民政权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全体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做好管理城市和恢复发展生产的工作。各县抓紧筹建各群众团体，相继建立了工会、农会、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带领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积极投身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中去。

    随着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工作中心开始转向农村。6月，根据省委的指示和统一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抽调千余名干部战士，与地委从军分区、湖嘉公学抽调的数百名同志联合组成工作队，分片负责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的工作。同月，地委接到省委指示，因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进展极为迅速，大批城市已被解放，浩繁之军粮和城市供应所需用粮，不得不向农村预借。6、7月间，嘉兴地区又遭受洪涝灾害，给征粮和建政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为战胜困难，各级党委和政府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决定除留一至二名领导干部掌握全面工作以外，其余干部全部下乡，加强基层工作，搞好征借粮食工作，帮助农民抗灾救灾。下农村的干部通过谈心、访贫问苦、开群众大会等形式，了解群众疾苦，宣传党的政策，提高群众觉悟，发现和培养一大批积极分子。对其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积极分子送嘉湖公学加以培养，为建立基层政权打基础。各县以积极分子为骨干，组织了农会、青年团、妇联、民兵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各级行政委员会，废除保甲制度。到9月底，人民政权在全区基本确立。

二  巩固社会新秩序的斗争

    嘉兴地区位于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国民党决不甘心轻易放弃这一地区。临近解放时，他们安插了大量的特务，有预谋地将许多粮食和武器运到乡间隐蔽。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疯狂的破坏和颠覆活动。政治上，他们炮制了《浙江省重建匪区政权方案（草案）》、《现阶段匪后工作纲领》、《浙江省敌后工作计划纲要》等，计划于1949年7月至9月在嘉兴等县及天目山区建立“游击区”，并组建了浙北“行政公署”以及平湖、海盐等“县政府”，叫嚣要和共产党“三争四反”，即“争地盘、争群众、争力量；反参军、反清算、反征粮、反变革”。他们派遣特务混进基层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企图控制基层政权；编造和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要爆发了”、“老中央就要回来了”等谣言，蛊惑人心，制造恐慌，阻止群众接近党和人民政府。他们还以煽动暴乱、阻断交通为手段，破坏生产，抗拒人民政府恢复生产、征粮等工作的进行。同时，一些不法商人和残余敌对势力套购金银、扰乱金融市场，破坏人民币的信誉。1949年8月5日，在匪特的煽动下，嘉兴独立营第三连部分班排长发动叛乱，枪杀指导员盛君超等数名干部战士，全连共有74人，携带5挺机枪、60支步枪投匪。在此前后，王店区中队、乌镇区中队等也相继叛乱。在匪特活动最猖獗的时候，整个嘉兴地区有大小股匪一百余股，总数数千人。

    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革命新秩序，人民解放军驻嘉部队和人民公安武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剿匪肃特斗争。1949年5月28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野战军在浙各部队参加新区工作指示》，明确指出：“浙江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彻底消灭在城市和乡村中的残余反动力量，迅速肃清土匪、游兵散勇，建立城乡的革命秩序，初步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合理负担斗争，建立人民地方武装、建立政权，建立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团体，建立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已得胜利。”地委遵照省委指示，发出《执行省委7、8、9三个月工作决定的指示》，要求各县、区加强领导，切实组织力量，争取在三个月内肃清股匪。为此，地委将苏浙皖边区游击武装改编为军分区警备团，将嘉兴独立大队改编为军分区嘉兴独立营，并先后建立了各县大队（中队）、区中队（小队）武装。6月22日，嘉兴县率先成立剿匪指挥部，县长亲自担任指挥，统一指挥剿匪行动。28日，嘉兴独立营根据群众举报，顺藤摸瓜，一天之内擒获匪特39人。

    在剿匪中，浙江省委和浙江军区逐步确立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相结合的剿匪总方针。10月初，嘉兴地区根据这个剿匪总方针，经过精心准备，动员野战军、地方部队、公安部队、民兵自卫队，全区统一行动，全面开展剿匪攻势，重点围剿大股匪特。至年底，除平湖、海盐沿海及天目山一带尚有百人以上的股匪活动之外，全区的大股匪特基本歼灭。

    恢复生产、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对的首要问题。解放初期，全区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承接解放前走势继续猛涨，市场混乱，财政极端困难。1949年，全区发生罕见洪涝灾害，大批农田被淹。仅嘉兴县被淹农田即达42万余亩。当年嘉兴地区东片粮食产量为108252万斤，比正常年份下降13.6％，蚕茧产量4448吨，仅为解放前最高产量的22.64％。嘉兴民丰纸厂是全国闻名的大厂，产品畅销全国，该厂原有造纸机三台，到1949年因原料困难只开一台造纸机。工农业的减产，使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带动各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加之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人民币本位货币的地位尚未稳定，政府的管理机构尚未健全，市场物价管理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法商人及残余敌对势力趁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在嘉兴城区，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先后掀起四次物价狂涨的风潮。在短短的9个月内，嘉兴城区的主要商品市场物价零售指数上升了19.47倍。面对险恶的经济、金融形势，嘉兴地区各级政府开展了一场打击投机、稳定物价的斗争。针对当时粮食价格的基础地位，投机资本常常利用粮食哄抬物价的情况，1949年9月21日，嘉兴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粮食市场管理委员会，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管理，制订了各种管理制度，如统一粮食议价、禁止场外交易等。在此前后，各县也陆续建立起粮食市场管理机构，平抑粮价。金融方面，运用行政手段，打击金融投机，禁止黄金、银元、外币的自由流通，冲击嘉兴城区建国路金银黑市，对非法买卖金银者依法进行制裁。7月11日，为平稳市场，支持发展生产，人民银行嘉兴支行举办折实牌价存款，根据嘉兴贸易公司五天前挂牌的白梗米1市斤、菜油1市两、盐1市斤、12磅细布1市尺四种牌价折合为1个折实单位，每天在人民银行公布。当年年终折实储蓄亏损人民币151284741元（旧币，约折新币15128元，下同）。此举有力地稳定了物价，支持了生产。

    嘉兴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领导人民投入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和重建家园的工作中。洪涝灾害发生后，嘉兴地区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和驻嘉人民解放军奋力救灾，动员人民群众排除涝水，抢救农作物。嘉兴县因灾情较重，向嘉兴市政府暂借大米若干，赴上海购买柴油近20吨并雇许多抽水机突击排水，经过全体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近80％的被淹农田得到抢救。灾后，人民政府又及时办理贷放稻谷种、肥田粉，帮助农民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为减轻蚕农负担，消灭蚕种贩子的中间剥削，人民政府还组织了工作队，下乡直接贷放。仅嘉兴县即贷出蚕种11471张，每张蚕种1500元，于售茧后归还。但是，全年粮食减产仍十分严重。灾情比较严重的桐乡县，稻谷产量比正常年景减少37％，各种粮食总产量仅3990万斤，缺粮5250万斤。农村断粮户不断增加。根据实际情况，地委决定将粮食预借任务作必要的核减，并在秋征中全部抵扣了当年应交的农业税。此外，由于长期的战争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解放前后，嘉兴等地的许多工业企业停产、停业。嘉兴解放后，嘉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派出军代表接管各官僚资本企业并恢复生产，如为解决嘉兴市第一实验丝厂和中丝一厂等原料和资金上的困难，嘉兴市军管会代主任吕志先写信给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副主任谭启龙，反映情况。谭震林、谭启龙了解情况后，联名写信给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汪道涵，指示予以解决。不久，浙江省中蚕公司及上海华东纺织管理局分别派人前来接收第一实验丝厂，并归属中国蚕丝公司领导，很快使企业恢复生产。对于民族资本企业，人民政府也给予资金支持，帮助其恢复生产。原嘉禾布厂已停产多年，嘉兴市人民政府组织了7个老工人，清废墟，修厂房，卖废铁，同时由市府出面，向民丰纸厂商借1亿元作流动资金，先开机7台，实行生产自救，以后又逐步扩大生产，缓解了市场棉布供应紧张状况，解决了许多工人就业问题。民丰纸厂在军管会联络员的协助下，3台造纸机逐步开工，恢复生产。崇福丝厂是桐乡、崇德两县最大的一家工厂，解放前夕老板逃往上海，丝厂关门，大批工人失业，经人民政府出面，向资方租了工厂，同时筹集生产资金，终于使停业多时的丝厂开了工。其他工厂也在政府帮助下，由银行贷款，陆续恢复开工。如嘉善县人民银行两次贷给昌耀公司共550万元，扶持该公司装置发电机及购买燃料，保证了生活和经济必需的电力供应。另外，人民政府还动员社会力量，搞公共事业建设，如修桥、铺路、建仓库、修河堤等，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而且改善了建设环境。

    新生的人民政权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嘉兴地区解放后，周恩来即电令浙江省委立即派部队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位于南浔的嘉业堂藏书楼是全国闻名的藏书楼之一，是重要的文化设施。嘉兴县委接到省委转来的电报后，立即指示嘉兴独立营负责作好保卫工作。独立营连夜派一连开赴南浔。第二天，嘉兴县委副书记、独立营政委沈如淙也赶到南浔，与部队共同研究保护藏书楼的措施。在独立营的保卫下，嘉业堂藏书楼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6月5日，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县按照省委指示，设法维持公立学校，保证教职员工的生活。9月30日，地委又发出补充通知，接收民教馆后，除反动书籍要收起来之外，要继续开放，为工农服务。各县根据地委指示精神，迅速复学复课，并进行整理改进，统一换发新的教科书，废除部分旧课程，取消一切反动制度和课程。部分地区建立了儿童团、学生会、师生自我检讨会议制度。开办教师暑期训练班，用新民主主义教育、训练中小学教师，培养他们为群众服务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同时，进行了适当的人事调整。虽然客观条件十分困难，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原有的公、私立学校基本上都维持下来，教学工作正常开展，学生数目均维持或超过解放前的水平。

三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嘉兴地区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5月12日，发起解放上海战役，随后，又向福建、江西及华南、西南进军。嘉兴地区作为新解放区，作为浙江省主要的产粮区，应该而且可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多作贡献。嘉兴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带领干部群众努力恢复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集中一切力量，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解放军进军上海时，嘉兴地区将各地仓库中储存的粮食拿出来支援军需。随后，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布置，为支援解放军南下，保证驻军及过境部队的供应，全地区开展了粮草预借工作。尽管本地区因遭受罕见洪涝灾害，广大群众自己尚处于衣食困难的情况下，仍全力支援解放军粮草供应。到9月15日，共完成预借粮食（米、麦）3842万斤。其中，受灾严重的嘉兴县完成预借粮食1360万斤、柴草622万余斤。这些粮食，除供应党政机关及驻军所需外，主要用于解决解放大军南下所需军粮和杭州、上海等地生产、生活用粮，对稳定杭州、上海的物价发挥了很大作用。

    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奉命进军福建。6月中旬，部队途经嘉兴时，嘉兴各地均组织联欢会及游行会，庆祝上海解放并向解放上海的英雄表示敬意，为向南挺进的解放军依依送行。8月，为响应杭州劳军总会马寅初先生的号召，嘉兴地区掀起劳军热潮。嘉兴各地党政部门根据省委有关指示，开展拥军工作，发动各界群众慰劳人民解放军，支援前线。各地相继成立各界人民劳军委员会，各大厂、商店成立劳军分会、劳军小组。为了劳军，广大工人不仅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许多单位工人还自发地捐献一天的工资。在工人阶级推动下，各界人民发起募捐活动，捐献工资、白米、香烟、毛巾、肥皂等。其中，嘉兴市共收到劳军款12200万元，嘉善县收到劳军款3092万余元。除此之外，嘉兴地区还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过程中，组织民船和船工参加支前工作，为浙江及全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对于军、烈属的生活与抚恤问题，人民政府想方设法，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发出抚恤救济粮，帮助军烈属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在党的领导下，嘉兴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